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玛丽安·戴蒙德坐在丈夫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只能独自思考”。近二十年前她发现，如果把小鼠养在有各种玩具的环境中，它们脑中神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的比例，将比那些饲养在普通环境里的老鼠要高。她认为，神经胶质细胞为神经元提供养料，它们的比例增高正暗示着，养在内容丰富的环境中的小鼠神经活动更为活跃，需要更多的营养。

　　在这个无聊的下午，戴蒙德想到了实验室墙壁上不知哪个研究生贴上去的对哈维的报道，突然意识到，她也许可以向哈维索取一些样品，也许这颗不同寻常的大脑里，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也比常人高呢？

　　据戴蒙德说，她每隔六个月就要打电话骚扰哈维一次，坚持了三年之后，哈维终于寄给她四块“方糖大小”的脑组织。她的实验结果在1985年发表在《实验神经病学》上，她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十一位普通人的大脑进行对比以后，发现位于左侧顶叶的那块标本里，爱因斯坦大脑中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确实比其他人要高上一倍。

　　“这一现象显示了爱因斯坦在展示他非同寻常的理性思考能力时，这一脑区的活动得到增强。”她据此推论说。

　　哈维渴盼已久的科学发现姗姗来迟，媒体掀起新一轮爱因斯坦狂潮。可是，这份研究报告在科学界饱受争议。

　　日本大阪生物科学所的堪沙博士，对戴蒙德所用的十一位“普通人”大脑提出质疑：这是些什么样的普通人？怎么死的？爱因斯坦终年七十六岁，为什么选取的这十一人平均寿命只有六十四岁？较高的胶质细胞比例是不是只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神经细胞在衰老过程中死亡更多？

　　纽约佩斯大学的海因教授更直言不讳地说：“这项研究充满了谬误，其结果根本不可相信。”

　　第一个真正的惊人发现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一纸传真出现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教授桑德拉·维特森的面前，上面是一个简洁的问题：您愿意和我合作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吗？落款是托马斯·哈维。

　　维特森并不认识哈维，但也许是由于爱因斯坦这四个字的魔力，她抄起一张白纸，写上“Yes”，传真回去。

　　维特森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脑标本——从1977年到1987年间她设法说服了120位癌症晚期病人捐献他们的大脑。她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最出名的，也最富争议的，大约是她对男女大脑结构的比较。譬如，她发现在大脑颞叶里一块主管语言的区域，女性的神经元密度平均比男性要高出12%，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通常女性更善于交流。

　　于是，在1995年，当84岁的哈维读到维特森的文章时，他想，自己也许终于等来了那个能解开谜底的人。得到维特森的肯定答复后，年迈的他小心翼翼地把装有爱因斯坦大脑的玻璃瓶放在他破旧的道奇车里，一路向北，驶过美加边境，亲自将它带到了维特森的面前。

　　维特森最后挑选了十四块样品，哈维还从来没有给过别人这么多的大脑样品。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重要的发现却不是来自于对这些样品的直接观察，而是源于1955年哈维给这颗大脑拍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