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新闻报道是一项孕育着崇高与豪壮、裸露着最原始的生命过程与最直接的生命冲突的事业。在展示军队整体实力和当代军人素质的同时，追踪作为军队建设主体表象之下的军人的生存、发展和心灵状况，关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对人的价值、人性的美、人间的真情和人与科技、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追求，是军事新闻报道的应有之义。

　　一切创新，一切发展，核心在人。聚焦军事领域，更是如此。鲜活的个人决不仅仅是作为某个观点甚至口号的载体而存在，人永远是战争的主角、变革的主题。因此，在我们的报道中，一切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且只能是人。

　　对于军事行动、军事演习，我们过去的报道往往在采写内容上概念化多于具体化，表达方式上抽象化多于形象化。作为行动主体与核心的“人”，也经常弱化为棋子而非博弈者。正如“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的军事行动报道，也把更多关注投向了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官兵。

　　于是，我们不仅把目光从威武的车队、无垠的演兵场、杀声震天的集团冲锋聚焦到“胸前别着一枝枯黄的山菊花”的女战士和“赤脚奔跑在碎石滩上”的突击队员，更有了《秋天，我们发起进攻》中扣人心弦的脑力激荡，有了《“确山-2006”检验性演习暴露八大类问题》中指挥员的深刻自省，有了《挺立于军事变革的潮头—记成都军区某精锐摩步师师长王西欣大校》中上下级指挥员之间激烈的思想交锋。人物通讯《跨国授勋》中没有非此即彼地写中外军人之间的对立，而是通过描写顾伟存在一场出现意外情况的表演中精彩绝伦的表现，既展示了中国军人的素质，也赞美了中外军人所共同认可和追求的高度：勇敢与技艺。

　　在军事报道的另一个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报道，描述现场和现实、传递信息和知识同样仅是报道的初级目标。尽管“科技”与“人文”在学科界定中各成体系，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却交会和统一于人类文明的大视野。

　　因此，载人航天报道把笔墨集中在航天员身上：他们的成长经历、训练水平、个人爱好、家庭状况，从出征太空到返回地球的一举一动……在关于飞船、火箭、发射场、着陆场等各系统的报道中，也都着眼于人。几乎是在“神舟五号”发射升空的同时，报道《杨利伟：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也随之播发，这是第一篇在第一时间介绍杨利伟其人的文章，也是“神五”报道中唯一一篇把航天英雄作为“新闻人物”推出的报道。全国一百六十多家媒体在显著位置刊登，也让随后接踵而至讲述航天英雄“事迹”的通讯黯然失色。

　　当然，人文不完全等同于“写人”。军事新闻报道的人文指向，更表现在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和对世界和平、和谐、进步的宣扬和追求上。这既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新闻事业在更广意义上彰显“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在航天报道中，我们多次强调，我们的报道与中国的航天工程一样，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其本身，更在于唤起人类“同一个家园、同一个梦想”的空间共鸣，表达出中国人的和平诉求，激发起一代人对航天、对科学的兴趣，提升国民的整体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嫦娥”绕月：中国航天探索新起点》《太空探索引领人类进步》《国际合作：载人航天发展新趋势》……在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发射现场，我们播发的一系列具有开阔视野和深刻思索的稿件被海外媒体大量采用，中国“和平开发太空资源，造福全人类”的声音传向世界。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媒体更应在报道中以深刻的人文思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新闻报道影响受众、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2004年，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为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寻访全国各地健在的老红军，接连播发70篇特稿，讲述70位长征亲历者的人生故事，产生了较好反响。有关专家认为，这次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寻访老红军行动以其特有的抢救性和人文性，填补了长征史和新闻报道上的空白。

　　纪念性报道容易流于对“旧事”的回忆，难以唤起读者阅读的兴奋点。面对长征这一已被多次从多个角度解析过的历史事件，如何从“旧闻”中发掘出新的视点？焦点同样落在“人”身上。

　　传统的关于长征的报道，更多是以历史为本。它们着眼于长征作为一次战略转移行动在政治、军事上的意义，而缺乏在人类共有的意志、精神、征服等人性人文层面上的挖掘；着眼于长征作为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群体的共同经历在历史上留下的烙印，个体的“人”成了为证明历史而存在的符号。

　　我们认为，长征首先是一部人类求生存的史诗，地球上这条夺目的红飘带，首先是由无数鲜活平凡的个体组成的。因此，我们决定把这次报道所有的笔墨聚焦于“人”—长征健在者，搜集挖掘他们身上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和人生经历。写好了人，70年前的历史就会变得近切而血肉丰满。

　　就这样，我们笔下涌出了为遵义会议站岗的杨家华，在枪林弹雨中破译“西安事变”密电的钟发镇，张思德的老班长张显扬，红军西路军女团长王泉媛……我们知道了“皮带的几种吃法”，采集到了吃野菜集体中毒、背不动银元扔进草地水潭、从“乌鸦”嘴里抢野果的故事……

　　这些健在者里有、肖克、洪学智等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开国上将，也有大量至今仍生活在农村的老红军战士。在命运的交响乐中，寂寂无名的凡人与威名赫赫的英雄有着同样叩人心扉的旋律。时代浪潮与个人命运的相互激撞，溅起最震撼人心的浪花，每一个亲历者或平凡或悲壮的人生，从不同角度对那段不朽岁月做出折射。

　　这些故事穿透70年时空，再现了一群平凡的人们所成就的不平凡的历史；这些人物超越了长征作为一个整体的凝固历史，提供了一系列鲜活的个体审视和生命解读。朴素的不加修饰的记录感动了我们，感动了读者，编辑部先后接到热线多封。

　　此后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建军八十周年等纪念性报道中，我们延用了这一“个性化历史”的传统，发掘出一个又一个光鲜精彩的人物和荡气回肠的细节。报道所集结的《我的长征》《我的见证》《改变历史的那一刻》《亲历八十年辉煌》等书进入了书店畅销书的排行榜。

　　新闻的出发点在人，落脚点也在人。我们在注重开采新闻源头的同时，更重视对新闻的落脚点，追寻和满足受众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和审美品质。

　　“神舟一号”发射升空时，新华社仅提供了有限的新闻信息，而在对“神舟七号”的报道中，则开通了几十个专栏，提供近十种体裁、囊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手机短信等各种形式的报道。航天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航天人物的每一个动作，航天科技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做了地毯式的搜寻，并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新闻点。

　　思考的出发点在于，随着国家人文环境的整体上升，人们的人文素养和求知欲望都大大增进，对航天科技类新闻的需求早已突破了简单的一事一报。而现代传媒条件的进步使信息量没有了上限，给媒体尤其是通讯社的报道提供了无限的拓展空间。“神舟五号”发射时，文字报道为300篇，到“神舟七号”发稿量增至一千多篇。媒体评价说，新华社在这项报道中开辟了一个新闻“超市”，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受众都能从中挑选到自己喜爱的新闻产品。

　　与此相似，征兵入伍、军校招生、国防生招生、国防白皮书出台等以往仅一篇消息就算完成任务的话题，在近年来得到了细致拆解和详尽解读，受到媒体和读者的欢迎。由此我们也认识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不仅要充分满足受众的认知需求，还有责任为受众进行信息过滤、帮助他们在海量的新闻事实中径直选择最有效和最重要的信息。

　　红遍全国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等军旅题材影视作用充分说明，人们并没有因为时代变化而遗忘一种永恒的精神。

　　在当代中国军人的身上，在当代中国军营里，这种精神的魅力不是衰减了而是提升了—只不过，它不能再以“高大全”的形象展开，而是要通过真诚而不是灌输式的、踏实而不是空洞的、个性化而不是泛泛的方式走进读者心里，就必然能够受到关注，引起共鸣。

　　这要求记者以人文情怀去体贴报道对象，去追求对所报道事物的整体感知、感情经历和深层领悟，避免报道的空泛、生硬和疏离，展示给读者一个可信、可感、可回味的新闻境界。

　　作为军事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人物的报道重在写人，但许多时候，典型报道缺少的恰恰就是人文色彩。可喜的是，近年来推出的一大批军队典型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让人们记住这些人物的，往往是一些充满人情味、充满个性色彩的细节，譬如“导弹司令”杨业功诘问下属“差不多是差多少”，“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看病前总要捂热听诊器，“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方永刚带着毛巾去讲课……

　　成于细节，而又不驻足于细节。把典型人物写得形象鲜活从而感人、动人、鼓舞人，这是否就是典型的意义所在？是，而又不尽然。我们意识到，任何在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的典型人物之所以成为典型，就是因为他们集中了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某些特征—就像报道方永刚，其实也是在展现方永刚那样的中国当代理论工作者的心路和风采，展现党的创新理论事业的发展历程。

　　基于这样的思考，报道在稿件中用纵横关联方式，将方永刚的个人故事与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和国家社会进步历程紧密交织。宏大背景为个人经历提供了宏观透视，个人故事又成为时代变迁的隐性解读，这种个体与集体互为投射的关系让稿件有了高于“讲故事”的力量。

　　在书写动人的同时书写重大，这是当代媒体尤其是国家通讯社记者应当具备的人文素养。

　　人物和事件的报道是相通的。每一篇报道，我们都努力寻找新闻事实与普通百姓生活的接近点，力求用普通人易于理解的角度和语言，把枯燥的理论和阐述还原于感性，使它更具有贴近性和感染力。航天报道中的《费俊龙一个跟斗翻了351公里》《神舟七号三大亮点：“眼睛”更亮、“翅膀”变少、“躯干”拉长》《给您讲述百姓身边的太空文明》等稿件受到读者高度欢迎，原因正在于此。

　　人文情怀不可能凭空而来，实现人文化采写的基础同样是“人”—记者。这几年，我们启动了大量亲历式、体验式采访活动，记者在此过程中以亲身体验获得了生动细节和独特感受。

　　本世纪初，新华社军分社近20位记者深入到各军兵种的基层部队，与广大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他们有的与空降兵战士一同伞训，有的与特种作战部队进入深山老林野外生存，有的与航空兵“上九天揽月”，有的与潜艇部队“下五洋捉鳖”。两个多月的摸爬滚打后，记者们发回了专题报道“体验中国军队”，专题还未播完，就有多家出版社来电商讨把报道结集出书的事宜。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记者走进为收治“非典”患者而建的小汤山医院，在隔离区里采访七天七夜。他们“零距离”的报道，真实记录下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传播手段如何发展，到新闻的源头去追寻新闻，始终是记者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是实现报道人文化的基础。（作者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