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问题，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和看法，相知甚深。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批评为两个独立王国：一个书记处，一个计委。

后来，我父亲被批判、被软禁，孩子们被强令赶出中南海。李伯伯也因为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当时是暴风骤雨从天而降，人人自身难保。庆云堂四个院子，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四个副总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

有一天，在空荡荡的胡同里，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手中，说了一句：“就说是富春同志送的。”被隔离软禁中的我父母收到这两包烟时，真是百感交集。

1974年，我父亲被重新启用回到北京，他去探望了重病中同样渡尽劫波的老战友李富春。1975年，我父亲为他亲如兄长的老战友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为李富春的一生献上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