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联合国的时候是1971年,就是说我去的时候,还是“文革”的后半段,还没完。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团也好,派系斗争并没有停止,有时还很激烈。“老爷”派的人相互之间有矛盾,“老爷”派跟“小姐”派之间有矛盾。(“老爷”,指乔冠华;“小姐”,指王海容、唐闻生)两边都想拉我参加,去整对方。鄙人不感兴趣,下定决心“不参加”。所以除了开会之外我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在房间读书。 我经常到旧书店,一美元能买好几本简装书、旧的小说英文小说等,我买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馆,逛逛公园散散步,晚上回到家里看电视,有一个13台,放的尽是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我就这样消遣,尽量躲开外界的干扰。那次回国之前,有一个派别的小头头和我谈话。他在那颠来倒去的,一会儿这派,一会儿那派。我就说: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应该搞这些玩意,还是“和为贵”吧。我当时没想这是孔夫子讲的话。我听黄华讲过,毛主席好像有一次还在延安讲过要“和为贵”。 在北京“批林批孔”动员会开过之后,部里就开会组织与会者分组讨论。1974年,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江青说意大利电影《中国》是反华的片子,其实并不是反华的,是纪实的。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开会那天,“哗”地一下站起来,连连检讨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该推荐《中国》这部片子。开会当中有人捅我,说:你不也讲过“和为贵”吗?实际上等于在逼我检讨,那我就不得不检讨了。但检讨完就算了,我还是继续“不参与”。 当时我见到何英,跟何英说:“有精力要用在对外斗争上,对于人民内部的事,我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这个‘人’讲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周南哲学,还四处给我宣传。 (责任编辑:鼎盛军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