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三个一点”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

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