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

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