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联盟贝尔格莱德时，我心中就有一种悲愤：一个主权国家被霸权国家打得满目疮痍，大楼千疮百孔。这种心情在抵达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时达到极致。

凭吊在战争中牺牲的许杏虎等几位烈士时，我们在使馆前献了一个花圈，站在那里，所有的军人都掉下了眼泪。

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使命，国家的尊严应该由我们军人来捍卫，落后就要挨打，那真是一种切肤之痛。从那以后，我回到军事科学院更加自觉地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特别是现代战争的研究。

从南联盟回来不久，我有机会去美国当访问学者。我曾经到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恰恰遇到美国驻北约总司令克拉克在理事会议上述职。

在述职报告中，他讲到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整体组织协调多么完美，他们的武器打得多么精确。

最后记者提问时，我站起来说：“我今天想提个问题，你们作战这么完美，武器这么精准，怎么把我们的驻南联盟大使馆给炸了？”全场一片哗然，克拉克也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