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这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国锋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这需要凭史料来回答。由于文献档案公布甚少，笔者只能根据所见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等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75年9月26日）。）1977年初，项南（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