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了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他又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

抢先批邓“受重用”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他“批得好”。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涌向了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