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由于过度的悲伤和衰弱，拄着拐杖的她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起初，宋庆龄还能斜靠着搀扶自己的杜述周勉力支撑，后来，她再也坚持不住，身体直往下坠。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忙请人要来了一把椅子，她扑通坐了下去！就这样，宋庆龄成了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唯一坐着与会的领导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刚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返回上海。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按照预定的时间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了飞机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错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径直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真相，她真的毫不知情。

1976年的10月，历史注定要重重地记上一笔。10月6日晚，“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当时还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了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是在这个非常时刻，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地回到了上海。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她汇报道：“街上喊的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对“四人帮”是再熟悉不过了。早在这一年的3月9日，她就忍不住在一封信里明确地使用了这个词。她说到周恩来逝世后，“每个人都在分担她（指邓颖超，作者注）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紧接着，她就在信中对“四人帮”做出了评判：“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在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上，当时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或者敢于说出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