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

“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

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

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