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下车之前，毛主席同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在40分钟的谈话中，毛主席询问了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并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在庐山找陈励耘等人谈了他们搞的那一套，上庐山在空军8个中央委员内部有通知啊！陈励耘说：“在庐山吴法宪找我谈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

毛主席说：过去我讲过，1个倾向掩盖着另1个倾向，谁知掩盖着1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接着，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是受骗，受蒙蔽的；并说明党对犯错误的人，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抓住辫子不放。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1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1个是称“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