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邓榕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父亲身在远离北京的羁旅生活之中，于世事本就寡闻，对发生在政治权力中心的纷争更是全然不知。

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1970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个年头了。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今年，应该是这场“大革命”运动“收获”的时候了。他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想修改宪法，想用这些方式将“文革”的“成果”固定下来。

但政治的发展，出乎预料地扭转了方向。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70年，不但发生了新的政治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恰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给已经被大动乱搞得乌烟瘴气的政坛，一刀子捅开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事情的起由，是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领导结构，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分析毛泽东的用意，是他在总结“教训”后，为防止再次发生“大权旁落”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林彪，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一眼便看透了，林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数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

他说：“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还引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在毛泽东反反复复讲得如此明确之后，林彪及其党羽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从春天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日渐明显。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实际上在此问题下掩盖着许多的心思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