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