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向党交心”活动，使一些同志之间产生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觉，所以抢救运动开始时，一天揪出很多特务，大家都信以为真。大家对延安有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深感震惊。随着特务越揪越多，同志之间相互都不敢信任了，议论也仅仅限于夫妻之间和极要好的朋友之间。不久，身边很熟悉的同志也变成特务了，自己也变成特务了，才明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特务。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都在《解放日报》社。我爱人陈也竞的姐姐陈楚平是在南京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辗转来到延安的，一直被关押审查，所以陈也竞当然是有极大的特务嫌疑；而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解放后我父亲被定为开明绅士），社会关系复杂，更有特务嫌疑了。

由于我们都不承认是特务，于是成了被抢救的重点对象。开始我们感到冤枉和不解，陈也竞比较沉默，只是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我则比较冲动，经常和帮助的人争论，还帮别人辩护，结果我们成了顽固分子的典型。不久抢救运动在有些地方搞成了悲剧，一些单位有不堪忍受“抢救”而自杀的，像在鲁迅艺术学院，自杀的还不止一个两个。

但在有的地方到后来抢救运动则搞成了闹剧，比如我们所在的《解放日报》社，一些事情使我们感到又气又好笑：今天的积极分子，明天就可能被当成特务被斗争；而今天的特嫌，只要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不但第二天就可以当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当转变的典型，还可以美美地吃一顿病号饭，名义是补偿思想斗争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