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

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揹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