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