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

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

周总理说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

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