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一部国产电影，在正式上映之前就能成为大流量话题。《我不是药神》定档日期是7月6日，但从上周末开始，关于它的赞美以及随之而来的探讨已经充斥了人们的视野。

尚在点映阶段，《我不是药神》便轻松破亿，7月6日凌晨，票房超3.5亿元

　　这是现实主义题材长期缺位爆出的强大势能。

　　《我不是药神》讲了一个白血病患者、药企和政府的三方故事，主人公程勇游走在三种势力中间，成为白血病患者的代言人、药企的代理人，以及政府眼中不讨喜又碰不得的刺儿头。

　　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原型是“格列卫”，在国内卖2万多一瓶，年治疗费用超过30万，而几乎同样疗效的仿制药在印度药店中却只卖2000，印度山寨药则更是低至500元。以国内的收入水平，90%的患者若想活命，都要去求助于程勇这样的“黑中介”。电影的名字叫《我不是药神》，但对于那些患者而言，他就是药神，是他们的命。

　　同样的商品，价格相差几十倍；明明有治疗方法可以继续活得好好的病人，因为没钱只能等死。这些做法在挑战我们的常识，也就难怪在观影之后，我们能看到一些善良的人发出的愤怒声音。

　　但强制让有能力研发新药的药厂降低价格，长期来看，不但无法为病患提供福祉，反而会起到反效果。因为药品研发是一项异常昂贵并且高风险的工作，如果没有高额利润的回报，药企很难有动力去研发新药——尤其是那些患病人数很少的罕见病。

　　据权威机构Tufts CSDD在2014年的统计，美国批准上市的新药平均研发成本是29亿美元。药品研发如此昂贵，有两个主要原因：

　　1、新药研发中，药物发现所需的成本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的钱用于之后漫长的临床实验，来证明药物是安全和有效的；

　　2、药品研发失败几率极高，结合长达10年以上的研发周期来看，药企需要承担极高的风险成本。

　　这份研究也引发了一定争议，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正是制药业资助了这项研究，而让公众相信开发一种药物十分昂贵，符合制药业的基本利益。但无论具体数字如何，药物研发贵、周期长、风险大，是各方共识。

　　在如此高的研发成本之下，药企向消费者收取生产成本之外的高额费用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更何况，与智能手机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不同，针对罕见病的特效药，往往目标用户群体极其有限。《药神》片中的慢粒白血病，发病率小于十万分之二，就算研发出特效药的药企垄断了全球市场，其用户规模也不过15万人上下，而对比之下，苹果公司却可以在将近10亿用户身上平摊iPhone研发成本。

　　假如用行政手段强制药企降价，或对成本低廉的仿制药不加以限制，药企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最终仍将损害病患的利益甚至阻碍医药科学的发展进步。美国在1984年出台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案》，规定原研药（如电影中2万一瓶的格列宁）在获批之后，享有3~12年不等的独占期，独占期内禁止仿制药在市场售卖，从而使承担了巨额成本及风险的药企能够获得对等的利益回报。

　　那么如果药企有理由高价卖药，是不是锅就转到了政府头上？政府是否应该为这些可怜的绝症患者买单，提供高比例的医疗费用减免或经济援助？

　　这个问题不好讲，但政府拨款显然不能靠“善心”。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去做财政支出是一个结构性统筹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可以倾尽全力救助尽可能多的失学儿童或残疾人，但假若政府如此行事，就是渎职。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给NASA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问，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孩子吃不上饭，NASA为什么要在火星的项目上花费几十亿美元？

　　NASA科学副总监Ernst Stuhlinger写了一篇日后流传甚广的回复。他在信中说，探索宇宙并不是一件与地球人无关的事业，正相反，人造卫星能够高效率地扫描土地，观察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多项指标，最终为农作物的年产量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提升。此外，太空项目的合作还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隔阂，这也将降低食物援助的阻碍，进而缓解饥饿问题。

　　NASA这篇雄文堪称机构PR的典范，层次鲜明，有理有据，真挚地直面问题。

不吹不黑，Ernst Stuhlinger老爷子笔力完爆半个中国自媒体圈

　　但，假如有一项支出，完全无法对饥饿问题做出任何贡献，比如研发电磁炮或者扶持民间戏剧，此时该如何回答赞比亚修女的问题呢？

　　如果你没有偏激到说：让我们先彻底解决全球的饥饿问题，否则就完全暂停国防、科研和城市建设。那么你就隐约赞同——对一个足够大的群体来说，个体的生命并不具备无限的价值。

截图自某影评大号的评价。

　　生命无价，是一句最政治正确的蠢话，我们不应止步于此。

　　“对生命明码标价”一般来说是形容劫匪、黑心商人、奴隶主的专属词汇，但实际上，如果简单粗暴地认为“生命无价”，在这个资源还很有限的星球上，只会滋生出更多的谎言与欺瞒，并且堵住讨论和解决问题的通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统计上的生命价值”（VSL）概念诞生，并广泛应用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中。

　　统计生命价值，是指降低一个死亡人数所要付出的成本。政府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以统计生命价值为准绳，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例如，市政府需要考量是否更换新型号的救火车，假如经过测算，该国的统计生命价值是200万元，更换新型号救火车后，能多救下1000条人命，那么就要看更换救火车的财政支出，与它能挽回的生命价值总和（200万元×1000=20亿元）是否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