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我前面讲到，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的体现，它包括了中国选贤任能不分高低贵贱的文化传统，也体现了当今中国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利于普通人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中国也成了世界上改变了自己命运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度。

谈到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要谈一谈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去年9月，我和新加坡资深学者马凯硕先生在上海有过一场对话，探讨亚洲智慧对世界的贡献。我们两人对多数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但在涉及英语的问题上有一些分歧。

马凯硕经常撰文谈印度的崛起，他认为印度现在和中国的差距还相当大，但印度最终也能追赶上来，一个原因是印度人的英文水平比较高。对此，我有所保留。我说，我曾经读过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回忆录，我发现他在治国理政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首先写信给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候的英国同学，跟他们交流思想。尼赫鲁的思维方法跟英国人相当接近。依我之见，绝大多数印度精英把西方世界的认可，特别是西方对印度所谓民主制度的认可，看成一个很高的标准、甚至是最高的标准。这和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领导人一直认为，要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要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但最终要超越西方。

毛主席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不讲英语，只说中国话，而且还都带着浓浓的乡音。可能正是他们中国式的思维使之没有陷入西方思维的陷阱。他们愿意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但始终坚持不能失去自我。

以邓小平为例，他1978年访问新加坡，受到很大触动，因为这时的新加坡与他16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候路过的新加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回国后多次讲，要向新加坡学习，但同时他也说，在一些方面，我们要做得比新加坡更好。

后来我对马凯硕先生说，我不否认在“术”的层面，印度人英语比较好，可以方便印度人借鉴西方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但在“道”的层面，恐怕英国人的思维方法使印度精英、领导人难于完全跳出西方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