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华国锋定的错误，包括：

“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两个凡是并非出自华国锋。

“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有点莫须有，因为华国锋不仅没有干涉这种理论讨论，而且一直坚持实事求是。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这个问题主要指邓小平和陈云没有在四人帮被打倒后马上出来，事实是华国锋一直支持平反冤假错案，没有华国锋的首肯，大批老干部被解放根本不可能。

对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主要涉及到文革中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李冬民，此人是借平反天安门事件公开提出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推翻华国锋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李冬民被逮捕源是1977年2月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华国锋只是签发了这个文件。

“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据叶选基、刘诗昆等文章回忆，英明领袖华主席是叶剑英提出来的。叶剑英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

我就没有想到，华国锋办到了！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信中第一句也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这种称呼在当时成了华国锋时髦用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领袖的造神和崇拜既是惯性又是凝聚力的需要。

这样的结果是就华国锋而言，开创性的历史功绩都戴到了别人的头上，只剩下“粉碎四人帮”这一条。这件“不世之功”在华国锋下台以后包括晚年，他本人既没有公开认可，也没有提出过别的看法，采取了一种“缄默”不谈的态度，着实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