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南风窗》：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　　

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　　

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　　

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