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　　

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　　

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高处不胜寒

《南风窗》：您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　　

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轰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