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任对中国政治走向具备极其敏感的认知，他很清醒的认知华为在国企夹缝中生存之道——既需要“红色意识”，也需要“边界意识”，最核心的则是超越民族性的“全球化思维”，在最近多次发言中，他清晰的确认对美国国内法的遵守对美国政府喊话。由此，他一直巧妙的捍卫着华为的国际化公司战略定位，并且呵护国内社会对华为民族企业的认知，但保留极强的边界意识。

奋斗文化：任正非提到考察日本过程中的感慨，以及2001年写作的《北国之春》这篇文章中提及——数百次听过《北国之春》，每一次都热泪盈眶，都为其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任正非也多次在华为提出“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这从某种程度上不仅具备毛式的国家主义情怀，也具备邓式的鲜明时代特征，更多的是一种任正非强烈的自我暗示和激励。

政治敏感：分析任正非的行为中，有一点是确认的——他的整个70年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以及政治气候息息相关，由于这样紧密的关系，他在政治的思考上完全超越这个时代的企业家。有这样一段叙述：“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有过文革惨痛经历的任正非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第一是政治亲近度，华为应该是和政府保持距离的企业中受到政府认可程度最高的；

第二是政治距离感，华为是最早解决地方分公司经理和当地运营商客户腐败勾结问题的通讯设备厂家。任正非极其克制和清醒的保持着一个企业家对“市场的信仰”和对政治的“防备心理”。这种心理表达的非常理性和平易，更多的以爱国主义和科技主义的角度表达出来，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用国际化视野“讲政治”也是任正非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最重要的方式。实际上，目前外部对华为爱国主义的渲染都不是来自于华为内部。

可见，和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完全不同，任正非为代表的这一代经历了国家从苦难到崛起的时间窗口，他们的历史记忆带来更大的爆发力也包含更多的忌惮和顾虑。能够消化人世间的苦难形成个人的“自由王国”价值观，这本身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慧还有反复的历练和沉淀。

从这一点看，华为的事业由于任正非的经历，本身就超越了生死，正如他在2011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中所言：“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