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很普通的事，却被康生所利用，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二月兵变”的谣言，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林彪对此也加以利用，对贺龙诬陷迫害。所谓“二月兵变”之事，1981年2月，我从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案之后回到上海，我的老伴唐孝英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姐姐唐孝纯领我到瑞金医院看望在该院治病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建国后历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校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当我们谈到审判“四人帮”时说起“二月兵变”之事，我说在北京秦城监狱预审“四人帮”时，看到郭老你写的说明“二月兵变”是无有其事的证明。郭老说：“为了此事，‘文革’开始后，我被红卫兵从北京市委机关揪回人民大学批斗，要我交待彭真阴谋搞政变，在人民大学驻扎军队是为了搞‘二月兵变’。”

对有关部队派人到学校联系借房的前后经过，郭老完全了解，说：“他们所说的‘二月兵变’纯系造谣，漫天谎言，栽赃陷害彭真、贺龙同志。彭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贺龙被迫害致死，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贺龙“通敌叛变”

1968年5月，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上的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因而林彪、江青一伙就策划胡编了贺龙在1933年“通敌叛变”的事。有关此事的实际情况是：1933年，蒋介石派遣重兵围剿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和红三军（1931年由红二军团缩编的，1934年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军团时期，贺龙任军团指挥，红三军时期，贺龙任红三军军长卅，另一方面又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游说和策反，进行收买。

贺龙识破了熊贡卿的阴谋，便报告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请示分局批准杀掉熊贡卿这个反动政客。中央分局同意贺龙的意见。当熊贡卿来到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后，贺龙从熊的口中了解一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之后，将熊贡卿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