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吴法宪同某政委签名后，于同年9月3日报送林彪，林彪批转后报送党中央。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吴法宪时，他在法庭上供述：“报告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林彪是一条红线’，是我形容的，我编造的。说‘贺龙插手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搞幕后活动’，‘要夺权’等，不是我编造的，那是林彪叫我写的话。”

也是在1966年8月，叶群（林彪之妻，时任林办主任）把捏造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听，指使他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对他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的口气写。”

同年9、10月，他先后把写的纯系捏造的四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然后林彪签发转报党中央。这些诬陷材料的内容真是荒唐可笑，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罢了。例如“贺龙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分子经常集会进行密谈”；“贺龙亲自保存一支精制的手枪，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他外出时带在身上”等等。

康生制造贺龙搞“二月兵变”谣言

1966年夏，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实际情况是，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他们因缺乏营房，曾派部队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借房之事。

后经研究，考虑到军队驻扎在学校不合适，而且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也快要返校，因而部队也不再提出向学校借房了。因此，部队从未进驻过学校。仅仅过去三、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人就写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