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7日，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密电，表示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错误，“决计将所属60万军队交毛主席指挥，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14日，傅作义又发出了第二封。然而，两封电函一发出，便石沉大海。其实电函毛泽东都收到了，只是均未理睬。

1948年秋，共产党员杜任之找到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希望他能说服傅作义，效仿吴化文，帮助解放军像解放济南那样解放北平，刘后同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以宜生（傅作义）的个性，你认为他会投降中共吗？”

1949年9月19日，在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两天，绥远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策划起义的是已在年初举义的政协代表傅作义。绥远和平协定签字后，傅作义匆匆赶回北平，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向政协报到，可他回北平的时间晚了，北京饭店宽敞的大房间已经分配完了。陈毅听说后，二话没说就把自己在北京饭店的大房子让给傅作义，和警卫员一起搬进了小平房。

在陈毅看来，自己住的好坏不算什么，让傅作义住委屈了可是政策问题。而听说傅作义回来参加政协，与会的其他军队代表就没有好态度了。有人说，别看傅作义把一野打得很苦，那是因为一野装备不好，要是碰上我们三野……有人还说，最好不要碰上他，见到这些国民党将军，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傅作义是所有起义的国名党将领中实权最大的，所以他起义的过程，也最为艰难。不仅在起义前百般犹豫，甚至起义之后，也曾深深陷入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