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专门回信，借机教育全党全军

林彪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当时的红军中比较普遍。因此，毛泽东决定用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说服”对象有两个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观情绪存在时间很长，而且不断反复，经常会出现苗头，尤其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的时候；二是基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特殊关系，林彪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也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为此，批评、说服林彪，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和帮助，并可借此教育所有持这种情绪的其他同志，而不至于影响党内团结。

1月5日，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秉烛夜书，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针对林彪信中的观点，毛泽东直奔主题批评道：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对于林彪悲观主义思想的根源，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他没有认清中国的政治形势。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和红军指战员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要认清下面几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本质。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