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胡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为了避免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执法的严肃无情，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事隔一天，政治局开会，胡某之父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

在那几年的“严打”中，违法的干部子女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锒铛入狱。找父亲求情通融的电话为数不少，父亲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长期有着很好关系的同志。

即使这样，在1986年1月20日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父亲仍然严肃地指出：“要办案子，不能讲空话。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决已经发现的和以后要发现的案件。

现在我们的'原则'太多了，教训人的话太多了。老是讲那么多原则，中央讲原则，到省上也讲原则，甚至支部里也讲原则，哪来这么多原则呀？中央讲了原则，其他人就要办事，解决具体问题。要从具体案子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