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交待的这两件事，是十分关键的，因为这两件事足以证明“四人帮”结党营私，要篡党夺权，发动武装叛乱。这两件事，是对“四人帮”定性的关键问题。此外，王洪文还对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挑动武斗等问题作了交待。

但是，王洪文对他反周恩来的事情不肯交待。这大概是因为周恩来的威信高，反对周恩来容易引起民愤，也因为周恩来生前曾经真心诚意地帮助过他，拉过他，可是他却反对周恩来，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因此，他不承认他反对周恩来。当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就装聋作哑地说：“我去长沙提到周总理了吗？我会那样做吗？

我好像只说了邓小平与江青吵架的事，没有说周总理的事。”当审讯人员问他：“那你去长沙之前为什么没有向周总理报告？”王洪文就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忘记了呢？

我怎么没去请示周总理呢？”当问他为什么回上海搞所谓“伍豪事件”（即“四人帮”诬陷周恩来叛变而搞的假材料）的材料时，王洪文发誓说：“我绝对没有搞诬陷周总理的假材料。”当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他亲笔批的字时，他大汗淋漓，口中喃喃自语地说：“这倒是我的字。”

王洪文入狱后，政府方面给他提供的生活待遇是很好的。当时党和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四人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是当时干部机关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关押王洪文的地方，自然环境也很好，四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还有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到房屋前边的湖泊里，到处都是树林，花坛里一年三季（除去冬天）都开有鲜花。

王洪文住的是楼房，生活设备、用具一应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白馒头，任其挑选。王洪文刚入狱时，是很能吃的。他年轻，身体也好，所以吃得也多，对他的供应就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