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邓小平说：“目前主要是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他提出：“讲权力下放，企业。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

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邓小平说：“这个矛盾只能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靠质量，质量好销全国。

不要怕，乱，乱不出来(承认市场一定调节)。”从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构思发扬民主问题时，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如他在谈话中就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这些话后来没有：在正式稿中出现，但能看出小平思想着重点所在。关于法制，邓小平说：“有些要用法律，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谈话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邓小平提出，“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随后讲到：“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吃亏。”

显然，这些想法是针对着党的工作重心能否顺利实现转移，以及国内外都在议论的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这些意思他在手写的提纲中也说到了，在正式稿中发挥得更充分。

可以说，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促成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的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这可以用11月2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工作会议大组召集人汇报时一句特别重要的表态作佐证：“我们党中央和我国人民永远不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