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三次谈话的记录稿，于老既感欣慰又多少有些遗憾。欣慰的是，记录稿忠实、准确地记下了邓小平在起草讲话过程中的前后思路，保留了邓小平自己对讲话的指导思想、主要观点和谋篇布局的意见。

可以说，记录稿的发现，为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历史性文件形成的文献学问题奠定了基础。说到遗憾，于老告诉我们，当时是随听随记，句子记得不完整，而且记的速度比较快，以至有个别的字今天分辨起来相当困难。此外，因为是自己的记录，不作传达之用，所以用纸也很随意，并缺少时间、地点等正式记录所应具备的“规范”性要素。

其中第二次谈话的后半部竟记在一张拆开的海外友人来信的信封上，而邮票后来不知被什么人剪掉了，以致记录稿被开了个“小天窗”。

但不管怎样，这三份谈话记录稿的发现，对研究邓小平讲话的形成，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于光远讲到了这三次谈话的经过。根据于老的回忆，是胡耀邦带他去邓小平那里，由邓小平当面向他布置起草任务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要他组织起草工作的。三次谈话都在邓小平家里进行，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