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毛泽东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与刘少奇身陷逆境，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还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党的九大则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会前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有两大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增写的。这是两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引用的“毛主席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