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因此他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比较了解。刘少奇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刘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刘少奇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上和刘少奇顶起来了。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否定了，把责任推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身上。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邓小平的话义正词严，反映了当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会领导同志的共同心声，迎头痛击了康生、陈伯达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会议正开着，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江青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打招呼。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点上，刘少奇、邓小平坚决予以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坚定地坚持党的正确原则，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