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但他也并非在毛泽东面前诚惶诚恐。有人认为延安整风后，周恩来便对毛泽东产生了某种迷信和恐惧，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恩来发表意见还是相当坦率的，如1954年他便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政治觉悟，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

这虽然讲的是事实，但在党内敢说这种话的恐怕也不多。由此说明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当时的心态是比较自由和放松的。当然，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也自有他的一贯风格，这便是拥护特定时期的最高领导人，不组织属于自己的宗派，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或者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当然是对的。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建国初期，有人曾问过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些情况难免给人们乃至不少研究者这样一种印象，即周恩来没有多少思想和决策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毛泽东、周恩来之思想比较的深入。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很难设想，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需要经常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的说法比较近情。他认为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