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