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G.Marshall）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给杜鲁门（H. Truman）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三、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