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 Stilwell）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跟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 Gauss）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P. Hurley）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不得不把目光转回到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颇有些无奈地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 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