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