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对大家讲：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中国军人，我们更要知道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也许是受他的感染，核试验基地的人感情都那么深沉、细腻：一只受伤的小鸟被暴风卷到了气象站帐篷里，战士们精心喂养，伤好后又把它放飞；干渴的黄羊到哨所找水，战士就悄悄把水桶放到门外……

1960年，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日夜奋战。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的公路横贯戈壁，十万多平方米的营房拔地而起……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防工业调整期间，上级机关的干部来马兰说：“机关可先搬到无锡，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对此父亲却十分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他鼓励同志们：“现在国家要还债，没钱。我们就坚持在这里，有一分钱先干一分钱的事情。”

在那最困难的时期，“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他就和常勇政委一起带领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方设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榆树枝自制工具；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挖野菜、采榆叶充饥。父亲有胃病，一饿就疼得难受，吃不下饭，但他仍坚持让炊事员每天用草籽和野菜做一顿饭。每当他外出时，炊事员就悄悄往他挎包里塞几块烤焦的馒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