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

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精卫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

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

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精卫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

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

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旧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