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汪氏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说：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正是从“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精卫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但是，“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

1938年10月底，汪精卫说：“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

诚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精卫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

早年，汪精卫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从一开始，汪氏的民族主义总想就十分混乱，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