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起来，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而其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则构成了汪氏对日议和的理论支柱和必然归宿。

二、促蒋议和是汪精卫时日议和的必然的最佳选择

如前所述，抗战伊始，汪精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虽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为贯彻自己的议和主张，促使蒋介石改变既定的抗战国策是汪精卫的必然结论，为此，他做出了如下举动：

1、直接面谏与上书蒋介石。汪精卫供认：“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作者按：指议和）写给蒋介石的信，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

陈璧君曾交待说，当时，汪乃冒万死谏蒋。98。日：“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日：“抗战易，和平难。”汪怒日：“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蒋终不允……。

2、乘陶德曼调停之机，试图逼蒋就范。抗战初期，由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受阻，不得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以期尽快结束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积极推波助澜，乐观其成。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通过了接受陶德曼调停的协议，企图造成既定事实，逼蒋介石接受。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使蒋介石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