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是考虑到当时的教育发展整体情况，那么1978年大纲这种过分增加教学难度的情况后果就更为严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中学的招生人数急剧减少，能上中学的人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

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也就是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一方面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那些成功接受中学教育的幸运儿由于课程难度过大，实际学业的质量也是不高的。

1978年大纲过分突出数理化难度的苦果，整整用了八十年代十年的时间才基本上消化下去：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数理化的课程微调，削减了部分过难的知识；1983年，规定数理化课程分成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称作较高要求，沿用1980年大纲的内容，乙种本称为基本要求，难度进一步下降。

（在这一时期还实行了中学恢复六年制的改革，把原来五年的知识分到六年来讲。）在1986年又进行了一次中学课程改革，取消了甲种本。1988年的时候，则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大纲，把初中部分的数理化的难度又下调了一些。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到了八十年代末，数理化课程的难度总算是和学生的水平基本适应了。

就文科的课程而言，从1980年大纲开始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教材在批判文革时往往混淆了文革时期与文革本身，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相对好一点儿的语文课本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大量选用文革受难者的文章。例如，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里就选了《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崇高的理想》等多篇陶铸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