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选取这么多陶铸的文章并不是因为陶铸有多高的文学成就，就好像文革前推崇瞿秋白的作品是因为瞿秋白的革命烈士身份一样，八十年代推崇陶铸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作为文革受害者的身份。虽然说这种空洞说教性的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错误，但实际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给人一种“高级黑”的感觉。九十年代中期起语文课本不再选陶铸的作品了，我完全赞成。

附带说一下，有一些人现在说陶铸写的文章比较空洞，是因为这些文章写于六十年前期，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但是，我是不赞成这种提法的。比如说同样是在六十年前期写的一些作品，像毛泽东主席写的诗词《卜算子·咏梅》，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仍然具有现实的穿透力。

同样，六十年代的其他几个著名散文家写的一些名篇，像杨朔（其也是文革受害者）的《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也不是这种空洞无味的说教。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红岩》等，也一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时代，这些问题也和作者的文风是分不开的。

就好像前面提到的，同样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的很多作品就能够打动人的心灵，而瞿秋白写的作品质量就明显不行。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把《荔枝蜜》等也删去了，这我是不赞成的。我们既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是革命烈士或者文革受害者就刻意拔高其成就，也不应该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刻意贬低其成就。

八十年代的政治课本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断的出台新政策，一个东西昨天还是“错误的”，今天就成“正确的”了。因此中学的政治教科书，特别是高中的政治经济学变化非常频繁，而且常常跟不上形势，这导致当时的学生思想非常混乱。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政治课程整体设置也是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