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地管理国家的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

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形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各地都在打倒“走资派”、夺权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提拔一些工人、农民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中，毛泽东特别看中的是陈永贵。他认为陈永贵既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型，是全国劳动模范，又有一定政治水平，头脑里有辩证法。提拔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也体现了他关于工人、农民参加国家管理的设想。

1967年2月，陈永贵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又亲自提名，让陈永贵当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山西省委成立时，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成为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设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注），而且排名是靠前的。

陈永贵当上山西省领导人后，一心紧跟毛泽东，同时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这使毛泽东对他更加信任。陈永贵先后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在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时，在抓农业生产方面，在山西省的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的思想，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1967年6月到1968年10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第一次现场会主要是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农村干部参加；第二次主要是山西省全省的农村干部参加；第三次除有山西省农业战线代表参加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可以说，这是由县到省一直到全国逐步扩大影响的三次会议。